面向人之“终极目的”的“行动之书”

艺术中最显然的东西是无法教教的，不能熏养和唤醒。艺术教育中最显然的东西，就是担忧。担忧如同心情的传送，是一切教与学中最艰难的事。

艺术教育中这些无法教教的东西，最差是通过样板而不是规范来达成协议，在观照与追摩中，学生们对事物、语言的敏感性慢慢地生长出来，他们才不会渐渐体会到，有这么一些眼光，有这么一些作法，有这样一些感觉，甚至，有这么一种活法。这就是艺术教育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对事物的感觉，对世界的解读，对生命的态度。在过去的50年间，艺术和教育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当代艺术系统的递归，艺术教育的方式和意义也转化成出有新的内涵。艺术教育的社会现场日益多元，美术馆、双年展等各类公共展出平台作为艺术教育的社会化空间，于是以充分发挥着更加大的起到。因此，艺术教育也就好比于技艺的传授、观念的交流，更加意味著传播情境的进行、公共性的建构以及艺术社群的生产。也许，当前的艺术和教育只是一种“褫夺”与“移位”后的自我告解和自我化疗，我们期望着在告解和化疗中新的夺取我们的自我想象和社会想象的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既定的手法、形式、风格，都只是假冒之物，通过它们，你开始仔细观察，开始刻画，开始试错，开始与世界调教。在这过程中，你的感官被充分调动，你的感受力被新的塑造成。确实的建构不一定是感觉的增量，而是让熟悉的世界绽放出有新的光彩。

熟知的事物新的显得新鲜生动的时刻，就是艺术再次发生的时刻。艺术再次发生的时刻，世界又被创下了一次。艺术中最显然的东西是无法教教的，不能熏养和唤醒。

艺术教育中最显然的东西，就是担忧。担忧如同心情的传送，是一切教与学中最艰难的事。

一个人的脆弱与善感、关怀与热衷，彻底说道是无法教教的。艺术教育中这些无法教教的东西，最差是通过样板而不是规范来达成协议，在观照与追摩中，学生们对事物、语言的敏感性慢慢地生长出来，他们才不会渐渐体会到，有这么一些眼光，有这么一些作法，有这样一些感觉，甚至，有这么一种活法。这就是艺术教育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对事物的感觉，对世界的解读，对生命的态度。

艺术中的艺术，是指艺术家生涯中那些充满著确实想象力和能动性的艺术时刻。这些动人的时刻不一定物化为作品，却汇聚成创造性的生命历程。

艺术家的建构是经年累月的建构，而不是方案及其物化。我们生活、担忧、纠葛、顺利与告终，却根本没范本或方案。

我们所要做到的，不是和平，而是重新占领——重新占领被景观资本买回的自我，新的夺取那些被褫夺的经验、情感，继而修复我们的感受力。2003年，我造访老一辈版画家赵延年先生，赵先生有一句话深深地震惊了我。

他说道：“我做到一辈子木刻，就是为了每一刀下去都需要做有情有义。”这些年，这句话经常下坠在我心中。我以为，艺术学院所要建构的，正是这种“有情有义”。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只有在我们生命经验的测量与演练中，才需要做有情有义。

有情有义的科学知识必须身心具足的思维。艺术必须身心发动，艺术家全副身心地投放，所以经常深感纠葛。艺术经验是简单的，艺术家是一群对复杂性高度脆弱、极为认同的人。就是这样一群人，才最有可能去发展出有一种切断身心的新的千石之学。

最近这几年，我有两种相反忽略的历史感觉。第一种感觉，我称作“幕间”（Intermission）。“幕间”，是一出戏戏到一半，中场睡觉，身在剧外，人在局中，台前台后都处在悬置、微妙、脱落的状态。

此刻正是世界艺术史的幕间状态。一幕早已完结，下一幕仍未打开。在这个幕间时刻，我们迫切需要思维的是：如何修复一种对世界的笔法感受力？如何从20世纪的历史经验中发展出有一种集体性的创造力？如何从今天新兴技术媒体的保守现实中，发展出有一种充份插手日常世界的新艺术？如何从民众简单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中，提炼出一种深度参予社会进程的新艺术？第二种感觉，是“转变”。

人类转入21世纪早已近20个年头。我们反感地意识到——21世纪早已逐步奠基，新世纪的“意境”早已初露端倪，然而我们回应意境却还没明晰的解读和了解。

媒介转变了，社会管理与社会运动的方式转变了，民众表达意见与进发方式转变了，散播和拒绝接受信息的端口转变了，甚至艺术本身的意义都转变了……转变早已再次发生，转变的力量早已显露，艺术与教育否仍然在原有的范式内墨守陈规、在市场为大的氛围里随波逐流？21世纪，艺术与教育于是以面对全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媒介与技术的大发展使艺术、设计与科学知识生产发生巨变，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给了教育的变革与自学的革命，艺术的教育理念、学院的形态于是以经历着一次新的重塑。另一方面，在技术乐观主义的相反，我们看见，数码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新技术于是以造成感性的无产化（proletarianization），艺术的原动力正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种种便捷中被挪用、被移位。如何才能找寻到偏移的动力？在大自然的技术化与技术的自然化、人的技术化与技术的人化之外寻找“辩证的另一近于”，这正是21世纪艺术与教育的显然责任。

艺术的最低目标是以艺术建构向社会、向时代议案，继而促成一种社会进程。在这个层面上，艺术是一种心灵的社会运动，一种社会性的精神生产，一种推展社会改版的行动。

而教育，就是传播。艺术教育者或艺术传播者的目的就是可谓出有更加多的艺术家。

所以，艺术教育的公共行动不是政治宣传式的，也不是商业推展式的，而是结构性的和感染性的。艺术的信息在人群中传送，在群与我的团结一致中互相自学，交互进行，在高度统合化、自动化的社会中修筑出有分歧和异质的空间。艺术教育的过程就是建构出有艺术主体的过程，就是艺术家自我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显然是一种“人学”，艺术与教育的愿景均在“而立人”。

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教育、策展都是所谓的“话剧”。话剧首先意味著缺席、重复、进发与派对，它通过身体、语言的相连和行动，打开一个公共之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人们可以取得生活的诗意和斗争的能量，可以新的定义自我和现实的关系，可以“无所畏惧地在一起”——格列托夫斯基说，这就是节日。

在古希腊，诗人和艺术家无非是那些把众人带进节日的人。作为话剧的艺术教育，如同我所解读的策展一般，是一部面向人之“终极目的”的“行动之书”。这部“行动之书”所书写的一切，不是关于拜物的艺术，而是为了积极开展出有生产的艺术、行动的艺术、民众的艺术和和平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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